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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龙:我所认识的史杰鹏

August 8, 2017
2017-08-07 云从龙 江右云从龙

2005年,我21岁,正在读大二。泡图书馆之余,还喜欢看报纸。那时候我长期买两份报纸,一是《南方周末》,另一个是《青年参考》。从大一到大四,对这两份报纸的喜爱几乎从未中断过。《南方周末》那时候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无论是头版还是副刊,每一期我都会一字不落地读完。《青年参考》则是看一些军事报道以及评论文章,尤其是时事评论,每次都意犹未尽。一些句子,还用特意做了勾画,又誊抄到读书笔记上,一直到现在,都被我妥善地保存着。

除了军事报道和时事评论,《青年参考》也会登载一些新书推介和书评。不记得具体是哪一期,有个版面刊了一篇文章,介绍一本小说:《亭长小武》。期初并没有注意,不久,《南方周末》的读书专版上也介绍了这本书。那时候,我阅读的兴趣已经自文学转向了历史和社会学,差不多除了偶尔读几首现代诗外,极少会去涉猎小说。但《青年参考》和《南方周末》都在介绍同一本书,多少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

不久,我从位于张掖路上的西北书城买回了《亭长小武》,全价28.5元。那时候,学校给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补助是33元,一碗牛肉面卖2.5元,周末去网吧包个夜6元。如果省下买《亭长小武》的钱,我肯定会在吃牛肉面的时候多加份肉或者去网吧包夜时点一份披萨和冰可乐,但我没有,我坚定地将《青年参考》和《南方周末》都推荐过的这本小说请回了宿舍。

 

《亭长小武》,东方出版社,2005

此后的一两周,除去上课自习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了《亭长小武》身上。在此之前,我总以为,历史小说无非就是姚雪垠写李自成、二月河写《康熙大帝》那种样子,为土匪和君王唱颂歌,为铁血好暴政洗地,但在读完《亭长小武》以后,我恍然发现,历史小说还可以由小人物来主导,由小人物的视觉去审视铁板一块的帝国、肮脏的政治阴谋,等等,这是我以前的阅读经验里完全没有感受到过的。

从那时候起,我记住了《亭长小武》,也记住了它的作者史杰鹏。

不过,我并没有像有些读者那样,觉得某位作者的某一本书写的很好,然后就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就像追星那样,一直尾随其后,恋恋不舍。合上《亭长小武》之后,我将精力再次投向了图书馆,从欧洲列国历史到中美洲的神秘文化,图囵吞枣,杂食一通,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很认真地读过数篇马恩著作,想弄明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党国舆论机器所宣传的乌托邦到底有什么区别。2007年,大学毕业,再也没有机会坐在图书馆里安闲地看书,接踵而来的是工作、谋生、从兰州到杭州,又到宁波、衢州,最后落脚在南昌。原本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中转,因为在这之前我曾写诗表露过继续漂泊的心愿:“南迁对我不是第一回/也不会是最后一回/而每一次/都让我觉得山更高,水更远”,但没有想到,我居然在这里留了下来,娶妻成家,再也不想离开了。

或许我命中注定与这座城市有缘。2010年,我来南昌以后,开过一个小书店,一年后因为经营不善关门大吉,但却因之有了两个意外收获: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和我关系最好的师朋和兄弟都是在那间小书店里一见如故的;走进了历史写作的领域。我以前一直想做个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和山川一道呼吸,同日月一起沉浮,却没有想到在开书店的一年时间里,所见所遇让我抛弃了诗人的妄想,而去进行完全不同的尝试。从2011年到2015年,我利用自己开书店时收集的民间档案陆续写了几篇文章,并先后在《读库》上发表,2017年初春,这些文章终于结集成书,在东方社出版。与此同时,我又开始写作另一本关于海昏侯刘贺的书(至今都未完成)。

说来奇怪得很,当我写完这本书的开篇第一节时,脑海里就像是某种记忆被唤醒了,总觉得这样的叙事方式以前曾在那里读到过,但具体是受了哪本书的影响,又说不上来。直到有一天,我整理书架,翻到当年全价买的《亭长小武》粗览几页后,恍然大悟:在我关于海昏侯的写作里,叙事经验居然是来自多年前的《亭长小武》。

心理学上有“意识”“本能”“潜意识”之说,弗洛伊德尤其秉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潜意识就像隐藏在洋面下的冰山,人的行为,貌似是“意识的本能”,实际上是那潜藏起来的不为人觉察的“潜意识”在起主导作用。我一直觉得知识和经验都是积累起来的,却从没有发现过,阅读也是有“潜意识”的。十多年前读过的甚至连基本情节都忘的一干二净的《亭长小武》,现在终于发酵、苏醒,影响我的写作。

有了这样的体验,我不再像大学时代那样读完《亭长小武》就去“另觅新欢”,现在,我有点儿想认识作者了。好在信息化的年代里,找到一个人并不件困难的事情。不久,我就在一个读书群里和史杰鹏加了微信好友,和微博上的昵称一样,在微信里,史老师还是沿用了那个响当当的网名:梁惠王。

起初的交流无非是寒暄与客套。说实话,在成为微信好友之前,我除了知道《亭长小武》外,对史老师知道的非常少。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南昌人,本科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而随着交流的增多,对他的了解也开始丰富了起来,比如他的硕士生导师是李家浩先生,除了关注社会公共话题,他对文献学、甲骨文的释读都有很深的研究,还有秦汉史,从零星发出的朋友圈里,我感到史老师对秦汉史的认识,有很独到的见地。有几次,我将从朋友处得到的海昏侯论文集用邮件分享给他,又请教了关于巫蛊之乱的一些问题,还有台湾中研院院士劳干先生的论文等,都得到了史老师及时的回答。网上有人说他喜好国骂,难与人相处,甚至在我的朋友里,也有人斥责他经常在一些群里与人掐架,“干骂”,认为他这样有失名校教授的水准。还有人说他诋毁党国,诋毁军人,吃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我并不这么认为,更不相信史老师从心污蔑国家和军队,他曾写有《军人是一种职业》,只要通读一下那篇文章,便能分晓他的观点是什么。至于吃饭砸锅之类,史老师不过是一介教书匠而已,他哪里有能耐实施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真正能干这种事的,恐怕都是盗权窃国之人吧。在我看来,史老师是一个很有社会担当的人。对于很多公共话题,他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喜欢什么人,讨厌什么人,在他那里,从来不会含糊。这难道不是名校教授的水准吗?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很奇怪,四平八稳、光墙抹稀泥、模棱两可的教授人见人爱,相反那些敢说真话、敢于骂娘的知识分子却不受欢迎。

2017年4月,我的处女作《明星与素琴》在北京彼岸书店举行首发式,出版人陈卓兄和我商议嘉宾名单。我说可以邀请史杰鹏,多年前我就读过他的小说,他写小人物,我也写小人物,而且我前段时间还给他寄过书,收到后他写过一篇推介文章,应该有些共同语言吧。

 

史杰鹏老师

就这样,史老师参加了我新书的首发式。但从内心而言,我当时对史老师能来首发式完全没有信心,一则我们交情并不深,二则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那种怒目金刚式的知识分子,智力上的优越性几乎可以对我形成绝对的碾压。然而,等到见面之后,我却发现他并不是网络世界中那种犀利甚至尖刻的形象,相反,他非常地平和,谦逊,讲话甚至有些不善言辞,完全没有文章中那种纵横捭阖、笔上乾坤的气势,这使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杨典,几年前我们仅在网络中交流时,他给我的印象也是和史老师一样,但真正谋面后却给我一种兄长的感觉,宽厚、随和,每次小聚分别,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都是照顾好妻子、把生活搞好、有空常来北京玩儿等等。从这些经历中,我渐渐明白这就是孟子所谓“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内心真正有仁爱、有天下、有国家、有信念的人,他们发乎本能地达观悲悯,爱这个世界,爱生活中每一个人。

史杰鹏就是这样的人。首发活动结束后,出版社还邀请了几位嘉宾老师共进晚餐,但史老师却没有参加,并且在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当时觉得特别遗憾,未能当面道谢和请教,很是失礼,便马上打电话过去致歉。他接了电话,很真诚地说,要陪妻子去看电影,计划好了的,所以便不吃饭了。等下次回南昌时,去我那里看民间档案。

这是我认识史杰鹏以来唯一的一次见面和通话,聚也匆匆,散也匆匆。此后的交流,基本都是在微信上。大多数时候,他的朋友圈都是关于爱女猫猫、猫妈、新书《户口本》、学术论文以及一只家庭新成员——小花猫咖喱的社交分享。相比他怒怼那些看不惯的人与事,他其实更在意如何去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对于爱女成长中的一点一滴,他都会分享到朋友圈里,敏感而细腻,温柔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遇见的千千万万个普通的父亲。除此之外,便是隔一两天就更新的公微“梁惠王的云梦之泽”。我很喜欢读其中的文章,几乎每更必读。虽然对一些观点我也未必认同,但我觉得,在一个人人都在昏睡保持缄默的年代,却有一个人敢于独立思考、表达他对社会及生活的态度,从根本上,这就是一种希望和力量。

严格说起来,我和史杰鹏的交集并不是很多。如果说我们是朋友,可至今也就匆匆见过一面。如果说我是他的粉丝,可至今我也就读过他的一本书而已。如果说他对我的写作与人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显然也谈不上。如果说我足够了解他,以上的叙述也只不过是一个轮廓罢了。但是,我仍然想写这篇文章。想和人们谈谈我所认识的史杰鹏。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一个敢于讲真的人,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一个爱生活、爱家庭、爱女儿、爱妻子、爱小动物的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里最需要的知识分子。最终,却不为他寄身的体制所容忍和接受,而被无情的打压和驱赶。人们宁愿相信他有万般不能宽恕的恶,也不愿意相信他在昏乱世代中流露出来的可贵的善。

然而,即使所有的善都陨落了,所有的恶都来临了,我还是坚信,对于史杰鹏以及这个时代里所有人的戕害,历史总有一天会露出它的冰山一角,“潜意识”地将真相都揭示得清清楚楚。(2017-8-7写于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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