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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李嘉诚出走之后

August 5, 2017

2017-08-04 难得视界

作者:蔡霞|来源:凤凰财经

△蔡霞(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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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分对错,制度才看好坏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把共产主义简单化理解成“共产”,以所谓政治正确的理由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实际是给抢劫别人财富寻找正当性借口。现在中国“李嘉诚们出走”是不争事实。“不能让李嘉诚逃了”,这个观点直接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影响,觉得这种提法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想听一下你的观点?

蔡霞:咱们先讲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赚利润,哪里有利润赚,就往哪里去。无论是共产党的央企,还是民间私企,都是要赚钱赚利润的。当企业在一个地方的利润已经基本上到了边界,资本就必然要转移到更能赚钱的地方去。所以,资本转移很正常,这完全是资本本性所驱动的。

资本是中性的,本身不带有道德的、贬义的色彩,至于资本在赚钱过程中是用血腥手段还是用合理合法手段赚钱,不取决于资本本身,取决于它的制度环境,是不是?

凤凰评论《高见》: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制度环境是怎样的?李嘉诚从来大陆到离开大陆,中国的制度环境发生怎样变化?

蔡霞:在中国社会现在的制度环境下,对底层打工的人来讲,资本赚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带血腥的。我们现在工人的境况,在某种意义上跟18、19世纪西方国家工人有相似的地方,有的打工人员连人权都没有得到基本保护,没有工资谈判权,工人一要和企业谈判,有的地方政府就说要维稳,甚至要抓领头谈判的工人。我们号称是社会主义,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环境里,和所称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

李嘉诚最初在中国投资,给中国带来大量正面利益,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利润。当时的制度环境对他来讲比较有利,他利用了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当资本不能获得更多利润时,必然就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李嘉诚为什么现在走?在我看来,我们的制度环境,其实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权力过分垄断,权力压榨资本,资本压榨工人。现在第一强势力量是权力,第二强势力量是资本,社会底层是最弱势力量。资本一遇到权力,就得乖乖投降,就象有些议论所说的“猪养肥了就得挨宰”。当权力和资本合流时,共同压榨的是社会底层。

凤凰评论《高见》:这消息一出来时多种声音都出现了,有人主张“不能让李嘉诚跑了”,怎么看这种主张中的社会情绪?怎么看待其他走出去的国内经济实体,比如央企国企?

蔡霞:我觉得这种文章本身就是强盗逻辑、打手思维,再加上过去对资本道德上的偏见。这种信号不仅把李嘉诚吓的不敢来,而且还会使现在还在国内的一批资本都往外逃跑。

这种社会情绪,恰恰是是非黑白不分的,很狭隘的小农意识。好在这篇文章一出来国内很多人抨击,没有再进一步扩张。官方没有进入是理智的,民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民间一边倒地批李嘉诚,整个社会资本还会往外走,不光是外来资本,国内资本也在走。

现在中国的国企央企已名正言顺到非洲、东南亚投资,他们走出去就不受谴责,并且自豪地叫作“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但是央企出去之后,钱是否赚回来了?投资收益比例如何?赚回来之后钱给谁分享了?这些事情国内的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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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被歪曲

凤凰评论《高见》: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已经搞了很多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邓小平强调过要共同富裕,认为如果要是极少数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改革就搞失败了。这个问题,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样看待?

蔡霞:如果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来讲,我个人其实很赞成。从历史进程讲,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是共同的,只不过各个国家进程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政治文明发育水平,在某个方面说也许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

19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国家社会确实是自由竞争制度,在竞争中成为弱势必然会被淘汰,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工人命运是极为悲惨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些社会底层百姓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不是不能活,但是活的好也不大可能。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的生长发育、制度安排都是滞后的,唯一超前的是适应资本进入中国需要的市场化的技术性操作手段。

邓小平当初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大家发挥各自才干,灵活运用资本优势、人力优势、管理优势、知识优势等等。但问题是,这些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后,在分配时必须有好的制度安排。

凤凰评论《高见》:你觉得在二次分配上国家制度安排一直没跟上去?

蔡霞:有些没跟上去,走在前面的人是先富了,但是后面大规模的社会利益关系的改变、分配结构改变和利益结构调整,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取得的,这是要靠国家制度的安排和改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劳动力的价格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生存所需要的费用,另一部分是保证家庭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即工人能够结婚生养孩子。从社会性角度看,就是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第三部分是工人接受必要劳动技能培训所需要的费用。现在看来,这三部分在我们一些打工的人那里是什么样的呢?充其量只能满足一部分,即让自己生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甚至是勉强生存。许多打工的人稍有一点结余,就要千方百计寄回农村老家。而这种结余是他尽可能从自己的衣食住行中挤出来的。更不要谈接受好的培训和教育,现在培训教育也成为赚钱工具。

中国一直缺乏这方面制度安排,换句话说,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看待政治改革的动力来源?

蔡霞:中国的改变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从2000年以来,我们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社会矛盾冲突的高发多发,这并不是社会故意要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是社会矛盾冲突还缺乏好的制度性化解途径和办法。从社会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迫的。

从一般的统治逻辑来讲,当权者不会自己主动改,总要等到矛盾激化,逼的不得不改。在改革这个问题上,我们能看到一个“二律悖反”的现象:即矛盾不激化不突出时,不想改;而当矛盾冲突激化了被逼着改时,又不敢改。所以前几年大家一直议论要抓住好的时机深化改革,才能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而事实上,这又何其难?就在于权力、利益的各种权衡。所以,看待一个事物,不在于他嘴上号称什么,在于实际上干什么,在于实际上奉行的社会政策和理念,对谁有利,对谁没利,伤害了谁,又让谁获得好处。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利益板结要动其实很难,被迫去改也改不了多少,更触动不到实质。这里面涉及共产主义信念问题,你怎么看现在官员的理想信念?

蔡霞:在一些人那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被歪曲了。

从价值追求来讲,共产主义理想是很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要实现这个价值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不是说现在就能做到的。理想再好,也不能取代现实。

从政党来讲,必须把执政理念、施政纲领,变为具体的路线、政策,化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具体作为。所有纲领理念政策,不是去喊共产主义理想那个大口号,必须是要从现实问题出发,努力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非常好的口号下,有些落实的具体东西却是背离的。

这种背离,是因为权力背后的利益诱惑,使得人不由自主。掌握权力,本来可以创造更多促进社会进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有些官员获得权力后不是朝着这个价值理念往前走,而是朝着权力到手巩固地位走。越是社会矛盾尖锐,越害怕影响执政地位,影响政治秩序。

所以,意识形态理念再好,脱离现实之后,意识形态本身的感召力就在下降。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中国反腐依旧如火如荼,但确实出现地方经济停滞和官员不作为、懒政现象。你怎么看这和官员理想信念缺失的关系?你觉得制度构建、制度完善需要在当下该怎么入手?

蔡霞:官员不作为,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有些官员压力太大,他得自保、得趋利避害,他怕万一出现什么不可测的情况,把新账老账挑起来一起算,于是有的人索性啥都不做。

理想信念问题、现实利弊、个人权衡,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信念倒塌问题。个别人出问题可以教育,但出现大规模的现象,一定要查制度是否有问题。这是个最基本的道理,但是现在有些人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愿意承认。

有些官员不是不想干,是不知道怎么干,他们吸取仇和们的教训,希望有个具体明确的权力行为制度规范,让他们知道可以怎么干。他们需要用制度提供安全保障,知道按制度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走,即便出了问题,也只是能力和水平问题,至少有个安全底线。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制度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去。

当然,制度健全其实很难马上做到。因此,要有公开透明和法治约束,要开放对干部的民主评价,让公众监督、舆论批评对干部有实质性影响。制度不可能完全靠 “顶层设计”来健全,制度是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逐渐形成的,不是靠上面去完全地人为构建,而是在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监督、批评、纠正的这个过程当中,制度才会一步一步健全起来。现在有些地方把社会民主和舆论监督压得死死的,单靠上级管下级、大权管小权,肯定是管不过来的。

在一定程度上说,制度不健全、制度之恶才造成大量的大小官员贪腐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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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允许一部分人爱共产主义,一部分人爱祖国

凤凰评论《高见》:我们谈谈党纪国法关系。你强调过党纪严于国法,但党和国家不能等同,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坚守。怎么看待政党和国家关系?

蔡霞:党纪严于国法是对的。政党要求党员是先进分子、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然要对党员对党自身的要求高于法律对普通国民的要求。政党和国家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情,政党的意识形态、理想信念只能要求他的党员必须信守,不能要求全体国民也必须信守。

政党来自社会,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组织,但相对于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政党的组织程度是最高的。不同的政党传递和表达社会中不同的人群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追求。政党的路线、政策、理念,能涵盖的社会利益面有多大,政党就能获得社会多少公众的支持。

社会有利益差异,免不了社会冲突,为免于社会崩溃,就要找到一个高于各方,而又能平衡各方的公共权力力量,国家就是这样从社会中产生的。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要能作到不受任何一个社会人群的完全垄断和操控,才能保证权力的公共性,避免国家权力沦为私器。

政党可以是社会公众拥护而上台执政获得权力,但是权力绝对不应是政党口袋里的东西。

凤凰评论《高见》:你觉得执政党该如何获得公众信任?现在问题在哪里?

蔡霞: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执政当中,把国家和党混到一起了,有的领导干部把权力当成自己口袋里的东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公众。

执政党应怎么获得社会公众对党的拥护和信任?就是要去想办法做实际工作,让群众支持你,而不是强迫人家支持你。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干部不考虑做事是不是真正涵盖社会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做的事情又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还要拿意识形态口号来绑架别人。

凤凰评论《高见》:国家和祖国的概念现在有的时候会被故意混淆。

蔡霞:是啊,在有些问题的讲述中,“祖国”比“国家”更准确。一般而言,国家有几层含义,一是政治的“国家”,即是政治共同体,包含政治制度、国家权力、政府等;二是民族的“国家”,即是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概念,相当于“祖国”的含义;三是国土概念意义的“国家”,即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疆土。

而“祖国”,则是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我理解,“祖”是指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养繁衍,形成族群和族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思维,我们对先人的继承。“国”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我们所赖以生养将息的客观自然环境。“热爱祖国”是任何人——只要他是这个民族的子孙——就会有的发自内心最深厚的自然感情,这是人类学意义、文化意义上的,不带政治色彩。而“热爱国家”,就可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我们现在往往很强调国家概念的政治化,说爱国,其实就等于说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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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走不下去,问题在哪里

凤凰评论《高见》:你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在遇到很大挑战,你觉得挑战主要在哪里?

蔡霞: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有思想感召力、有生命活力,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就真的需要去解放思想,深入思考到底该坚持什么。我觉得最大挑战是,我们自己在今天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中,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党内也许还有凝聚力量。

现在有的党组织内部党心散,散在哪里?有两点:一是不适应社会变化和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留不住人心;另一点是,原来有人用利益笼络人,而因为党内的强力反腐败,既得利益现在也成了烫手山芋。如果党员自己觉得生存不安全了,内心还会有向心力,组织还会有凝聚力吗?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切实努力解决好。

凤凰评论《高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这种终极价值指向来说,其实是可以抛弃空洞概念的“主义”争斗的。想活得更好,想使人摆脱种种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这是所有的民族、文化和人们的理念当中都包含着的,这种价值取向和追求是普世的。你觉得在当下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什么?

蔡霞:

一,我觉得作为对未来的理想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普世的。我们应该坚持这种价值追求,而且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推动社会进步,至于用什么方式实现,应该根据社会实际的变化,而不能被已经过时的具体意识形态观念所束缚。

二,在现实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始终是站在社会利益这一边的,他们所考虑的社会利益,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全体社会大众都能公平分享利益。他们始终考虑和倾向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三,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开放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本是带有极强批判精神的,一是批判社会现实,二是批判反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极强。但是我们现在呢?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做的太差,我们缺乏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是充满着开放性的,马克思自己没有构建过封闭的思想学术系统,但是后来的教条主义者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搞成了一个僵化封闭的系统,窒息了本来充满生机活力的思想。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看待党章上说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你觉得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实质性要求是什么?

蔡霞:这可能是重建合法性的好开端。现在再讲这句话,和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相吻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机制是社会化的市场竞争机制。而市场竞争要有法律来维护公平,建立竞争秩序,这里边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还涉及到人的权利保障。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朝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已快四十年了,但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市场开放与制度管理上很难衔接起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调整中,如何平衡利益是一个大难点。

权力关进笼子可不是简单的把官员权力关进笼子里就叫法治,这个笼子先该关的是执政党的整体权力。执政权力必须关到法治的制度笼子里。然后才有在权力行使中,把官员个人的权力监管好。如果整体权力不关到笼子里,个人的权力是关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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